赵宋宗室祖籍变迁与赵氏家族
2018-12-04 14: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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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引自微信公众号”永熙陵文史研究会“ ;

        从认祖归宗的角度说,天下所有的赵姓都来自甘肃天水,天水是赵姓公认的郡望。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赵匡胤开创的宋朝一经建立,就与“天水”连在了一起,被称作“天水朝”。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对宋朝的一句最著名的评价就是:“天水一朝之文化, 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寒柳堂集》162页)。而赵匡胤的家族世系也被“天水一朝”的某些臣民,例如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上推到春秋之前,认为“国朝世系,实自伯益”,“天之报益,其在我朝乎”(见《栾城集》23 《筠州圣祖殿记》)。 林炯《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7)也说:“国朝世系,实出于伯益,吾得之李攸、苏辙,夫何疑哉!”然而,从伯益到赵匡胤,这支赵氏家族是怎样由天水向外一步步迁徙的?这实在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得明白。宋神宗时吴处厚依据《史记·赵世家 》上书神宗,把赵宋皇室上推至春秋末晋国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并请封保护“赵氏孤儿”的程婴和公孙杵臼,宋神宗遂封二人为成信侯和忠智侯,在绛州为二人立庙(《青箱杂记》卷9)。但除了双方都姓赵之外,他并没有说,事实上也不可能拿出赵氏皇族可以与春秋晋国大夫赵武相联系的证据。

        所以,苏辙等人的推断在“天水一朝”并无多大反响。相比之下,关于此支赵氏家族的另一种说法倒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说法与苏辙等人的推断并无矛盾,但更为实际一些:认为“本朝,广汉之后也”。人物春秋即只是把此支赵氏家族的远祖上溯到西汉的名臣赵广汉。宋代官修的《会要》和《国史》中都记载并认可了这种说法。据说,在宋代臣民的奏章中,也是不允许直接提“赵广汉”之名的(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7 。《宋人轶事汇编》卷1 收此条,仅言录自《邵氏闻见录》)。

        赵广汉与赵匡胤家族的关系之所以能被宋廷和宋人广泛认可,倒也并不是因为有多少史实为证,这其中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即赵广汉是西汉涿郡人,而赵匡胤家族也曾数代居住涿郡,彼此之间有一种地缘上的关联(可参见《汉书》卷76《赵广汉传》、《宋会要 辑稿》帝系一之一、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引《圣宋仙源积庆符瑞》、《隆平集》卷 1《圣绪》)。

        涿郡,是西汉初年设郡时的名称,唐代曾改称范阳,唐中期又称涿州,其治所在今北京附近的涿县。就目前所能查到的史料看,赵匡胤家族的历史是从其高祖赵朓才开始有较确切记载的,即:赵朓— 赵珽 — 赵敬 — 赵弘殷。北宋建国后,分别追封他们为僖祖、顺祖 、翼祖和宣祖。

        赵匡胤高祖赵朓的记载颇有几处,但大都是重复性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赵朓曾娶崔姓女子为妻,担任过唐朝的永清、文安、幽都县令(这三县都在涿县附近)。赵匡胤建宋后,他被追封为“文献皇帝”,庙号为“僖祖”等等。另外,还有个别文献记载赵朓“生于燕蓟”(参见《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一、两宋之际人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5《赵》)。 范镇《东斋记事》(卷1)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太祖一日后殿虑囚,内有一囚告:‘念臣是官家邻人。’太祖以为燕蓟邻人,遣问之。乃云:‘臣住东华门外。’太祖笑而宥之。”可见赵匡胤本人是以燕蓟为故乡的。又说他“以儒学显”(参见《隆平集》卷1《圣绪》、《太平宝训政事纪年》卷1《太祖皇帝》、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引《圣宋仙源积庆符瑞》)。其祭日为“十二月七日”(参见李攸《宋朝事实 》卷1《祖宗世次》、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1)。

        这三点虽然很少为人们所注意, 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赵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生于燕蓟”,说明赵家至少在赵朓之前已定居于河北了;“以儒学显”,意味着赵家的文化素养, 大致可以断定赵朓是一个读书人;“十二月七日”的祭日,同样可以折射出赵家的文化背景和传统。 按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引《圣宋仙源积庆符瑞》的记载,不仅赵朓“以儒学为业”,赵珽“亦儒学世其业”。《隆平集》(卷1)《圣绪》、《东都事略》(卷1)《太祖本纪》等多种史书则载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雅尚儒素”。所谓“业儒”、“尚儒”之说,或有宋臣缘饰的成分,但赵氏有重视文化的传统是无疑的。宋太祖、太宗兄弟以及有宋历代皇帝皆酷嗜读书,以“惟学读书最为好事”(《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二),可谓门风有自。否则,这一具体的祭日是很难下传四代却仍能被子孙准确获知的。

        赵匡胤的曾祖为赵珽,娶桑氏女子为妻。史书中对他仕宦生涯的记载极为简略,只有“历藩镇从事兼御史中丞”一句。不少学者曾据此推断赵珽是“朝廷高级监察官员”,赵氏家族此时的发展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不过,唐末五代官制混乱,藩镇的一般幕僚,甚至于军队中的小头目,都可以兼领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名。洪迈《容斋续笔》(卷5)《银青阶》:“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于无官者等”,“冯拯之父俊,当周太祖时补安远镇将,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赵珽的“历藩镇从事兼御史中丞”,也很可能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涿州赵氏传到赵匡胤的祖父赵敬时,有关记载相对丰富起来。赵敬历任营州、蓟州、涿州三州刺史,属于高级地方行政官员。赵敬娶平州刺史兼幽蓟垦田使者刘昌之女为妻。刘氏家族是河北保州保塞的官宦人家(苏舜钦《苏学士集》卷14《内园使连州刺史知代州刘公墓志》),在宋朝建立后,长期享受皇室宗亲待遇。从赵、刘两家的联姻中可以看出,涿州赵氏应该是当地民间较有声望的家族了。赵敬这一代,也应是涿州赵氏在河北最兴旺的时期。史书中多称赵敬“少有大志”、“慷慨有大志”(参见《隆平集》卷1《圣绪 》、《东都事略》卷1《太祖本纪》、《太平治迹统类》卷1引《圣宋仙源积庆符瑞》),当是赵氏这种地位的反映。但这时却是中国尤其是河北地区最动乱的时期。乱世中的兴旺是没有多少保障的。

        动乱始于唐朝的安史之乱,而涿州赵氏所在的河北地区,又恰是其发源地和重灾区。安史之乱时期,唐朝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平叛,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民族斗争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南方也受到南诏的骚扰。由于河北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所以唐王朝对河北以北的整个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更是完全失去了控制。后来,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王朝长期与辽(东北地区)、西夏(西北河陇地区)、大理(南诏地区)等少数民族政权并存,这种格局也是起始于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后,内地各个节度使的势力也在“平叛”的过程中急剧膨胀,他们各自控制和划定了不同的势力范围,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小藩镇(又称方镇)。此后,藩镇与中央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以及藩镇内部,战乱频起,天下兵连祸结,陷入了长达百馀年的战乱时期。从时间上推算,涿州赵氏家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战乱的时期开始的。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馀部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作为一种妥协,安史馀部表面上服从唐王朝的统治,而唐王朝则“瓜分河北地授叛将”(《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序》),由安史馀部瓜分和控制了河北地区,形成了一批几乎完全独立于唐中央政府之外的藩镇。这其中最为桀骜不逊、为祸最烈的就是成德、魏博、卢龙三大藩镇,史称“河朔三镇”。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曾有总结性的描述: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 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礼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三联书店, 2004,208—209页)。

        涿州赵氏的家乡涿州,属于河朔三镇中的卢龙镇,与卢龙节度使的驻地幽州毗邻。从时间上推断,赵匡胤的高祖赵朓在家乡一带为官时,正是河朔三镇初起之时。据记载,河朔三镇初起之时,都曾大规模撤换清洗所属州县官吏(《旧唐书》卷116《乌重胤传》)。而赵家从赵朓开始,中经赵珽,传至赵敬,祖孙三代都能安保其位,“累代仕宦”,赵朓甚至于能在卢龙节度使的驻地幽州出任“幽都令”,表明赵家与卢龙藩镇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甚至可以说是卢龙节度使的嫡系或亲信。涿州赵氏百馀年间走的正是一条紧密攀附军阀藩镇、而“不以长安、洛阳之周礼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的道路,赵氏数代虽有“以儒学为业”、“儒学世其业”之称,然皆未有科举仕进的记载,正与陈寅恪所言相符合。

        从赵敬至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已经是以“少骁勇,善骑射”而闻名,连五代最著名的马上皇帝后唐庄宗李存勖也“嘉其勇敢”(《东都事略》卷1《太祖本纪》),这意味着涿州赵氏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军人世家。《太平治迹统类》、《隆平集》等宋代史书在提到赵敬时仅称其“慷慨有大志”,而不再言及其是否绍赵朓“以儒学为业”、赵珽“亦儒学世其业”,可见赵氏向“燕蓟之俗尚武”转化应该是在赵敬时期开始的。而五代两宋刺史皆为武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戊戌条云:“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赵敬历任三州刺史,或其人即为“武夫悍卒”也。这对后来的赵匡胤也有影响,他称帝祭祖时,曾一度把反映周礼名教的祭器俎豆之类废掉,“上入太庙,见其所陈笾豆簠簋,问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礼器对。上曰:‘吾祖宗宁识此?’亟命撤去,进常膳如平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十一月癸丑条)。 “此何等物也”,“吾祖宗宁识此”,画龙点睛般地勾勒出早年赵家的门风。然而,无论如何在乱世中周旋,乱世的祸患还是落到了赵家头上。大约在赵敬任“营、蓟、涿三州刺史”期间(或前后),又连连发生了更大的动荡——公元875至885年, 黄巢领导的六十馀万人的暴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黄巢军的冲击下,唐王朝元气尽丧,“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只剩下一个空壳。与此同时,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旧藩镇也受到黄巢军的猛烈打击,“所在雄藩,望风瓦解”。著名的“河朔三镇”中,只有赵敬所在的卢龙镇尚称强藩。与旧藩镇的瓦解相反,在平定黄巢暴动中又崛起了一批新的藩镇军阀,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就是控制河南地区的宣武节度使朱温和控制山西一带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北方就成了朱、李两家的天下,其馀藩镇,包括“河朔三镇”,只能依违于朱、李之间,饥附饱飏,趋势扬利。而朱、李双方为了扩充地盘和制服对方,更是连年征战,制造了更大的战祸。907年,朱温废掉了唐朝最后的一个皇帝,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梁,史称“后梁”。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涿州赵氏在这剧烈的政局动乱中经受着煎熬和磨难。这一时期,涿州赵氏还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属下。刘仁恭出身于河北一个著名的武将世家。他的父亲刘晟本为卢龙节度使李可举的部下。到刘仁恭时,却暗中与李克用联络,在李克用的支持下,夺取了卢龙节度使一职。不久,朱温、李克用交战,刘仁恭乘机反攻李克用,占领了沧、景、德三州,强立长子刘守文为横海节度使,遂跃居“河朔三镇”之冠,成为北方仅次于朱、李的第三大强藩。此后不久,刘氏内讧,刘仁恭次子刘守光囚父杀兄,自任卢龙节度使,并于911年自立为大燕皇帝,但皇位尚未坐热,就被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大军击败。913年,刘氏家族结束了在卢龙镇的统治。

        赵敬“事刘仁恭父子”(《太平治迹统类》卷1引《圣宋仙源积庆符瑞》。《东都事略》、《宋史》等则仅称其历数州刺史,未明言及其事刘氏父子),在刘氏父子时出任过数州刺史,显然是刘氏的亲信。还有一件事实可以说明刘、赵两家的关系:刘仁恭的曾孙刘廷让是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之一,在太祖、太宗两朝,他始终是最受重用的将领之一,曾任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伐蜀归州路都部署、雄州兵马都部署等重要的职务,刘廷让的九个儿子则全部在宫廷任皇帝的贴身近卫。同样据《宋史》(卷259)《刘廷让传》,刘光义建隆二年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任此要职直至开宝六年,前后近十三年之久,这种情况在宋代三衙管军武将中是十分少见的。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兵权之后,其“义社十兄弟”当中执掌禁军大权的惟刘光义一人,皆可见宋太祖对刘光义的特别信任和双方之间的特殊亲近关系。这应该说是刘、赵两家早年交情的延续。

        刘、赵两家的关系既然如此密切,赵家也就不能不因刘氏家族的败亡而遭受劫难。《资治通鉴》记载,李存勖消灭刘守光后,派大将周德威镇守卢龙镇,于是刘氏旧臣尽遭排斥,甚至“幽州旧将有名者,往往杀之”(《资治通鉴》卷269)。在这样一种血腥的氛围中,赵氏家族的劫难不但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多少还有一些覆巢之卵的危险。赵家是如何逃脱劫难、摆脱险境的,史书中没有留下正面的记载。但有一个似乎还没有引起当代史家注意的细节,却透露出值得重视的信息。这就是赵家由世代居住的涿州,迁到了千里之外的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这一次迁徙应该是在赵敬时发生的,因为他的儿子赵弘殷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真宗咸平三年六月丙午朔条、苏舜钦《苏学士集》卷14《内园使连州刺史知代州刘公墓志》、吴处厚《青箱杂记》卷9、南宋赵令畤撰《侯鲭录》记真宗咸平三年六月诏)。

        看来,赵家是采取了古代最常见的“避难他乡”的方式摆脱了险境的。至于为何选择保州保塞县避难,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赵敬的夫人刘氏是保州保塞县人(参见《宋史》卷324《刘文质传》、苏舜钦《苏学士集》卷14《内园使连州刺史知代州刘公墓志》)。至此,赵家结束了在涿州的历史,转而开始定居于保州了。但赵家在保州的情况和在涿州一样,也没有留下多少文献记载。综合现存所有可以收集到的宋人记载,可以知道的也只有这样几点:

         第一,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是“宣祖之旧里”、“皇家之故乡”。宣祖,是赵匡胤做了皇帝后对父亲赵弘殷的追封。

         第二,赵家在保州的后裔不止赵敬—赵弘殷这一支,还有赵敬的其他子孙,一直留居保州保塞县,直到宋朝建立三十多年后,真宗皇帝才想到这支宗亲,曾特别下诏旨,对这支“久安地著”的“天潢宗室”加以优待,称“保州宗室”,真宗后至南宋一直享受宗室待遇(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八月、南宋赵令畤撰《侯鲭录》记真宗咸平三年六月诏、《文献通考》卷259《帝系考十·皇族》、《宋会要辑稿》帝系六之一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 又,美国贾志扬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1页注2引广东1902年赵锡年《赵氏族谱》明确地说:“赵脁有四个儿子,赵珽有两个,赵敬有三个。”此类家谱的材料自然难以完全信凭,但它说明赵敬在赵弘殷、赵匡胤之外还有其他子孙是无疑的)。

         第三,赵弘殷后来由保州南下,死在河南,葬在开封,这有明文记载。但他的父亲赵敬的葬地却没有明确记载,许多人推测赵敬应葬在保州,“真宗即位,有言顺祖、翼祖葬保州者”(《宋朝事实》卷1《祖宗世次》。还可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八月乙丑条、卷260熙宁八年二月庚寅条、卷308元丰三年九月壬戌条、卷312元丰四年五月戊戌条,《宋史》卷95《河渠五·塘泺》,《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靖康元年正月丁丑条、卷54靖康元年三月壬午条,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30靖康元年三月,《宋宰辅编年录》卷13,周辉《清波别志》卷2)。2001年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留守坟村出土了石像武士、石龟、石碑座等,当地有学者以此为主要证据,提出了“保州是赵匡胤的祖籍,‘留守坟’村为赵匡胤祖陵所在地”的观点;但否定意见认为:“保定市北市区的留守坟是金朝末年金中都留守苗道润的坟墓,而不是赵匡胤祖陵所在地。”(参见丁建军、韩毅《宋太祖赵匡胤祖籍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392页)。2003年9月河北保定清苑县东安村陆续出土地石虎、石象和三尊石人等文物,据称河北省、保定市和清苑县的文物部门认为:“东安石像生和宋宣祖安陵石虎的雕刻技法及形态的年代大致接近,应属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雕刻,又因石虎、石象、石人均东西相向,相距7—8米左右,当为陵寝神道两侧的石雕。”但对“石兽守护的是不是‘宋三陵’”,仍“尚有待于专家们进一步的发掘和考证”(参见魏隽如、王少堂《赵匡胤神智和祖陵在保州(清苑)辨析》,《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399页)。

        但也有记载说落叶归根, 赵敬的陵墓应在涿州赵氏的老家涿州、幽州一带。赵氏后代居然对此也并不清楚,宋真宗即位之初,虽曾专门派人实地“询访”,但最终也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一、二引宋廷官修的《国朝会要》曰:僖、顺、翼三祖陵墓皆“在幽州”;《宋史》(卷123)《礼二十五·山陵》亦曰:“顺祖、翼祖皆葬幽州。”《宋朝事实》(卷1)《祖宗世次》注引景德元年真宗手诏也以《太祖实录》否定了顺祖、翼祖葬在保州的说法。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七月癸卯条记事曰:“初,钦、康、定三陵尚未修奉,上即位,有言顺祖、翼祖葬保州者。诏内侍与长吏询访,又令中书门下定议。遂迎奉至京,奉安于佛寺,将卜改葬。上因览《太祖实录》,定、康二陵皆在幽州,颇疑其事。即手诏宰相与枢密院详定,咸请停改葬之礼,量加营奉,务从省约,徐俟辩明,别申迁卜。遂以一品礼葬于河南县。”并点明《太祖实录》所记康、定二陵和钦陵一样皆在幽州。从这三点,尤其是第二、第三点可以看出,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变难和待客迁徙之后,赵家在保州时,已是怆惶潦倒,家道中落,完全沦为一般的民庶之家,“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了(王夫之《宋论》卷1《太祖一》)。

        由涿州而保州,这一关键性环节得以厘清之后,赵氏家族早期发展相关研究当中的一些问题便不难订正。如在欧美学术界影响颇大的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的《宋太祖与宋太宗》一书中所说:“涿州赵氏世代都没有离开本乡,并一直担任涿州这一带的地方官,是这一地区很有名望的家族。”(方建新译,三秦出版社,1988,25页)就完全不能成立了,因为涿州赵氏既有过迁徙,也有过沦落。

        正如前文所充分引述的,在宋人和宋代史籍当中,同时保存有大量赵宋皇族祖籍在涿州(幽州)和保州两种原始记载,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多分别肯定其中的一种记载,而否定另一类记载的真实性,进而在赵宋皇族祖籍问题上形成了“涿州说”和“保州说”两种对立的见解。 2003年以来,以河北地方学者为主、结合清苑县东安村的相关考古发现,对赵匡胤的祖籍问题进行了探讨。2003年4月又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办了“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籍问题学术研讨会”,争论的基本状况,仍是“涿州”、“保州”二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参见丁建军、韩毅撰有《“宋太祖赵匡胤祖籍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其实,若是放弃“赵氏世代都没有离开本乡”这一本来就不能成立的前提,便不难发现这些大量的原始宋人记载,都是有各自依据的,也并不矛盾,只不过“涿州说”是赵朓—赵珽—赵敬三代的情况,而“保州说”是赵敬—赵弘殷两代的情况。事实上,涿州、保州两种记载的同时存在, 恰恰是赵宋皇族发展史当中经历过一个由涿州而保州迁徙过程的最好的证据。

        在古史研究当中,史料的歧异、矛盾往往十分常见,这些歧异和矛盾,有的,甚至是大多数,属于真伪之争。辨别真伪问题,去伪存真,极其必要。但也不能否认,确实存在着像上述赵宋皇族祖籍问题那样,彼此皆属可信度很强的原始记载,其矛盾不能简单地归之于真伪之争的现象。对此,显然应该更加谨慎,不轻易否定相关原始史料的真实性,着重解释不同记载之间产生歧异、矛盾的原因,及其背后所透露出来的时代信息,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方法问题。


        说明:原文载《文史知識》,2010年第6期,《祖籍變遷與趙氏家族的發展——宋太祖趙匡胤連載之一》。作者:王育濟、范學輝,山东大学历史系。

                                                    —— 图文引自微信公众号“永熙陵文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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